1969年珍宝岛战役后，我国北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中央出于安全考虑，疏散了一批在京的老干部到各地。但，同样是疏散的老干部，有没有靠边站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是正受重用的，到了外地依然能接触核心文件，生活待遇安排妥当。但若是已经被批、被扣帽子的，那就会遭受很多冷眼，接收地的领导怕被牵连，往往会极为排斥。
并且在什么时候回京的问题上，名义和实质也有很大区别。这个说是担心打仗才进行疏散的，那没打起来就该让人回京。但实际执行时并非如此，靠边站的老干部如果未得到允许，是不允许擅自离开的。
到最后没打起来，一些老干部却“疏散”在外地好多年，有家不能回，很是煎熬。他们为了能重返北京解决问题，也是想尽了办法，写信、访友、找老首长等等。
开国少将王智涛就很有意思，没说让我回，但官方文件也没说让我不回啊，被外放三年后他直接回到北京，让原单位军科院吓了一跳。
军科院一些领导说这样不行，会影响军政关系，粟裕听后反问了一句：“那怎么办？把他再关起来，武装押解回去？”这话让众人哑口无言，也让王智涛的事成为一个默认允许的状态。
说起来王智涛在建国后的生涯真是波折不断，50年代初就已经受到过运动的影响。
彼时他担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被人举报与人合谋贪污3000亿元（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他个人拿走了700亿。这么大的数字，中央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
最后查出来，王智涛曾经是获得了军委拨款的49亿旧币作为接待苏联顾问的费用，但这个款项全部用在了苏联顾问身上，每一笔支出都有详细记录。而且使用过程中王智涛能省则省，项目结束还剩了35亿，他又全部上缴给军委。
一共就拨款49亿，被指控个人贪污700亿，这明显不可能，最后查明所谓的王智涛贪污案，是一个名叫赵景清的东北航校干部因贪污被抓后为减刑而编造出来的（王智涛曾任东北航校教育长）。
按道理来说，到这一步就应该还他清白，恢复名誉，但现实是事实并未到此结束。王智涛在北京接受了几个月的审查。最终没审查出跟贪污相关的事，但硬是从过去生活中找出一些问题，给了一些处分。
对于此事，他在回忆录里说，当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太轰轰烈烈了，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政绩”，特意去把高级干部打成“大老虎”，这样更容易得到上级的肯定。而那些被当成目标的干部，展开了针对性调查后，即便没事也会找点问题出来，否则不好收场。
部分人为自己的乌纱帽，强行搞出一些问题来，王智涛纯属无妄之灾。而后来这样的经历，他遇到了不止一次。
1952年，王智涛调任为防空学校校长，1957年，防空军与空军合并，王智涛依然负责防空学校，只是重新进入了空军系统。
结果次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搞军事教育的大多被批“教条”，南京军事学校的刘伯承如此，防空学校的王智涛也是如此。学校党委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王智涛就挨了一个多月批评，最后选择接受，做了检讨。
1960年，空军首长对王智涛有看法，想让他转业。报告打上去后，军科院院长叶帅认为这样不妥，就点名让王智涛到军科院，至少还是留在了军队。
王智涛进入军科院，担任战术研究部副部长，给上将彭绍辉当助手，63年又升为副秘书长。这样安稳过了几年，没成想大运动来了。
他这种挨过处分的人，不可能躲得过，就被扣了几顶帽子，好在军科院不算实权部门，同事们也清楚王智涛的为人，就定为“内部矛盾”，不上不下，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新的任命，就这样煎熬着。
1969年，中央下达了“疏散令”，王智涛被疏散到山西榆次，他比一些老干部处境还是好些，至少不用劳动，生活上也有一定保障。
但内心还是憋屈的，迟迟没有等到结论，也没有等到回京的理由，那种未知带来的迷茫，让他无所适从。
直到1971年6月，事情总算出现了转机。彼时王智涛在部队服役的子女趁着探亲的机会来到榆次，带来了一些外面的消息：形势在变，有些老干部的处境好转，平反的风正在吹。
并且子女给出建议，与其坐在榆次等，不如先回北京，至少有什么风吹草动，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原本王智涛就有这个想法，经子女这样一说，心思更加活络了。说到底，当年疏散出来，说的是担心打仗，眼下既然没有发生战争，疏散的前提就不成立，凭什么不能回去？
所以他做出决定：回去！不等批准，不报告原单位，直接回去。这是个很大胆的决定，因为当时都政治风气，必须要得到同意才能动，比王智涛级别高的老同志都在等待着，他却不管不顾，相当有勇气。
抵达北京后，他没有回军科院报到。而是通过老战友的帮助找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悄悄住下，开始打听消息。
这时他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叶剑英元帅回京了。不过叶帅是走正常程序回来的，两人的情况不一样。
王智涛马上登门拜访，将自己这些年的处境宣泄而出，希望老首长能帮帮忙。叶帅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但很快话锋一转，有些问题当下还没办法解决，只能等大环境改变再说。
王智涛也体谅老首长的难处，不过也表示自己不想回榆次，打算留在北京，就算暂时解决不了问题，至少能第一时间感受风吹草动，说不定能出现转机。叶帅不置可否，王智涛也就这样默默住下了。
但是住也面临着麻烦，三室一厅的房子，他、老伴、儿子还有一个保姆，已经住得很拥挤，要是哪个孩子回京，该如何落脚？
思考再三，王智涛决定回自己的老屋子看看。一去就发现，上面贴了封条。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坏事是说明他暂时遇到了问题，原住处被封了。好事是没有将房子分配给别人住，说明上级对他还是持保留态度的，那就还有办法。
既然上级没有一棍子打死，那他也没有太多犹豫。封条撕了，锁撬了，就搬回家里去。
这样一来，事情就瞒不住了，相关部门把情况告知军科院，要求单位出面处理这件事。军科院质问王智涛：“谁批准你擅自回京的？赶快到榆次去。”并要求王智涛把房子让出来，他偏不。为此，军科院就把他叫过去专门开了个会。
这个问题，放在别人身上，可能会害怕。但王智涛没有畏手畏脚，他积了好几年的委屈，在那一刻全倒了出来。只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我的问题被定为内部矛盾，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弄得不明不白，我多次要求平反，没有人理睬，这是什么意思？第二，当年说疏散出去是因为备战，现在仗没打，我为什么不能回来？这两件事，谁能给我说清楚？”
众人哑口无言，有的人把问题反映到院领导处，副院长宋时轮也刚“解放”不久，很同情王智涛的遭遇，没有说什么；另一位副院长粟裕就更直接了：那怎么办？难道把他再关起来，武装押解回去？
至于院长兼政委叶帅，那就更不用说了，于是，王智涛的事得到军科院默许。本单位都这样，其他部门更没话说了，事情就此定下。
1975年，王智涛被正式安排工作，出任军事科学院顾问，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他的大胆一赌，赌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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